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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建:贵族化·超越性·差异与交融
2017-07-21 10:37: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查看评论   订阅中工手机报   下载中工云信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 李修建

  六朝时期,文学艺术繁荣发展,审美活动丰富多元,彰显出复杂多样的审美意识。简言之,六朝审美意识三个主要特点是贵族化、超越性、差异与交融。

  贵族化倾向明显

  六朝社会结构以世族为主体,其审美意识呈现出明显的贵族化倾向,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身体的表征。作为世族中人,其日常装扮、言行举止,必然遵循一定的规习,锻造出一套身体符号和“身体技艺”,呈现出一种“贵族范儿”。在人物品藻的推动之下,六朝时人着意于身体的修饰与装扮。如曹植初见邯郸淳,先洗澡、傅粉,然后披头散发,光着上身跳起胡舞,再弹弄铁丸,击耍宝剑,经过一系列活动之后,才更换衣服,整理仪容,与邯郸淳谈论学问。与“贵族范儿”关联着的是“名士范儿”,这是由“竹林七贤”等人所引领的,以粗服乱头、裸袒放纵、饮酒服药为特征的身体美学,给人以任达不拘、傲慢毁礼的印象。这一行为特征,同样具有符号性。

  第二,推重学识与才情。世族之绵延仰赖于文化的传承和习得,他们对于文化素养尤为看重。世族所推重的文化素养,至少体现于五个方面:博学,精通经典著述;好《庄》《老》,能清谈;擅写诗文,有文学才华;精通音乐、书法或绘画,有艺术才能;精于围棋、医学等其他技艺。可以说,文化所涵盖的一个最主要方面,就是先秦以来的经史百家等典籍,对这些经典知识的认知、占有、理解和阐释,体现了一个人的“学识”。魏晋时期最为重要的审美活动——清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即是士人学识的较量。如人物品评、诗文创作、书画鉴赏等活动,莫不是学识与才情的体现。

  第三,推崇机智。在六朝清谈、日常谈谑、弈棋等活动中,反应灵敏、应对机智是必不可少的。这在《世说新语》中有大量描述,整部书都可看成一部机智的对话集,尤其体现在“言语”、“捷悟”、“夙惠”、“排调”等篇章中。因为偏重智力,如将围棋视为“手谈”和“坐隐”,世族中人所从事的多是偏于静态,只需围坐,不需要付出很大体力的活动,对于孔武有力的武人颇有轻视之意。由此,他们塑造出了一种“秀骨清相”的文弱书生形象,这一形象在后世一直占主导地位。

  有强烈的超越性

  玄学是六朝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六朝士人来说,玄学不仅仅是一种概念性和知识性的学问,更是一套内化于他们心底,深刻影响其立身行事和人生体验的思想潮流和价值观念。

  以《老》《庄》《周易》为理论基础的玄学,强调以无为本,在与礼教的对垒中,注重人自然、情感的一面。这就使得玄学与审美、艺术在精神境界上深相契合。此外,玄学与清谈密切相关,士人的清谈具有浓厚的审美性和游戏性。

  六朝士人的立身行事,以极富审美趣味的玄学为指导,在他们眼中,无论宇宙人生,还是自然万物,皆以玄学之眼观之,皆透出了审美的属性。唯其如此,才有了对于自然山水之美的发现,才有了如此之多的重情毁礼的故事,才有了诗文书画地位的提升和文艺创作的繁荣。显然,六朝的审美意识带有强烈的超越性。

  这种超越性,是指对待外物的态度,不是功利性的,而是审美性的。评论人物,不作政治性的考量,而是审美性的赏析;清谈论辩,不以理论追求为最终目的,清谈者的音声和词采,探微析理的能力,你来我往的场面,足能娱心悦耳,使听者忘倦,陶醉其中;面对山水,不是求田问舍,激起物欲的占有,亦不求仙问道,追求生命的延长,而是欣赏其佳美景致,兴起濠濮间想,但得会心适意;日常饮酒,亦不满足于口腹的享受,而是追求人人自远、形神相亲、与清风明月为伴的诗意体验;欣赏书画、沉浸音乐、栖身园林,都意在营造一个超脱世俗的审美世界。

  这种超越性,体现在对于清、远、朗、畅、达、传神、气韵等审美范畴的推重之上,体现于诸多士族的门风家风之中。六朝审美意识中的这种超越性,奠定了后世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影响至今。  

  差异性与交融性并存

  六朝时期,社会异常动荡,人口流动颇为频繁,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碰撞极其剧烈,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广泛交流。这种情景决定了六朝审美意识的复杂性,其中,既有明显的差异,亦有渐进的交融。主要表现于以下四个领域。

  其一,汉民族内部,主要是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江南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交融。

  三国时期,魏、蜀、吴并峙。曹魏虽以正统自居,蜀国同样自视为汉王朝的延续,吴国大大开发了江南一地,亦自重一时。此一时期,三地虽则多有碰撞与交往,但更多是军事性与政治性的。及至西晋灭吴,吴人入洛,中原士人与江南士人有了更多亲密的接触,其文化差异性始得突显。等到晋室南渡,司马氏及中原世族入主江南,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对垒在此时颇为突出。两地士人在语言、饮食、生活习性、文艺风格等诸方面都有较大不同,他们在与对方的互看互嘲中,体现出了审美意识的差异。不过,这些北来士人以自身的文化为基础,很快接受、适应并改造了江南文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江南文化。此为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发生于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化与南朝文化,在生活习性、学术倾向、文艺风格等方面多有不同。此时,南朝文化虽被奉为正宗,但北朝文化自有其独特性。如南朝尚玄学,北朝尚经学;南朝书法以帖札为主,追求妍丽创新,北朝书法以碑刻为主,较为质朴;南朝诗歌同样清丽婉约,北朝诗歌则多雄豪奔放之气。

  其二,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

  六朝是汉民族和周边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剧烈碰撞的一个时期,匈奴、羯、鲜卑、氐、羌、高句丽、西南巴氐族等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又多任用汉族知识分子执掌政务,推行汉化政策,最力者莫过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一系列举措。另外,这些少数民族在生活方式和文化风貌上又各具独特性。他们在冲突的同时,又相互借鉴与交融,对二者的审美意识进行比较,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其三,诸少数民族之间。

  周边少数民族,其生活方式、风物人情与文艺风貌亦多有差异,自《史记》以来的正史中即多有记载。如《史记》卷一百一十六为“西南夷列传”,《宋书》卷九十五至卷九十八记载了索虏、鲜卑、吐谷浑、夷蛮、氐胡等民族,多涉其民俗风情。《晋书》有载记30篇,专为少数民族政治首领作传。以相关的典籍、文艺作品、图像资料、出土文物为参考,应能对此话题作一探究。

  其四,佛道之间。

  六朝时期,外来的佛教与本土的道教获得极大发展,二者都对六朝士人的审美意识及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六朝开始,中国士人就对佛道表现出亲近的态度,对两教的诸多方面多有吸收,呈现出儒释道兼宗的现象。不过,儒教与道教毕竟在宗教体系、核心教义、生死观念、传播方式等方面有巨大差异。在二教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对抗与冲突,同时又相互借鉴与影响。

[责任编辑: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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