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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化的《思美人》无法让我们认识屈原
2017-08-01 08:42:16    来源:文汇报    查看评论   订阅中工手机报   下载中工云信

  “屈平词赋悬日月”,李白的这句诗,为屈原的文学成就和地位都定下论调。屈原其人其文,虽享有盛名,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不多,屈原写过的词藻绚烂的诗文,显得古早遥远了些。一部偶像化的电视剧《思美人》使得“屈原”成了大众文化领域的话题,然而“戏说”后历史人物严重走形,这种误解带来的伤害远甚于“不解”的隔膜。“思美人”这三个字,用来形容屈原及其写作,是恰当的。但是,今人所思为何?“美人”为何? 这恰恰是值得思量、戏说不得的。

  ——编者的话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杨焄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正如李白《江上吟》所说的那样,任何烜赫的权力与荣耀在屈原的作品面前都将黯然失色。不过自近代以来,围绕着屈原的生平引发过旷日持久的争论。

  清末民初的廖平在《楚辞讲义》中率先发难,认为《楚辞》原本是秦始皇时由七十博士创作的《仙真人诗》,到了汉初才假托为屈原所作。胡适在 《读〈楚辞>》中更是强调:“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受此影响,何天行、卫聚贤、朱东润等也相继对是否确有屈原其人表示过怀疑。在日本汉学界,则先后有冈村繁、铃木修次、三泽玲尔、稻畑耕一郎等学者,提出过所谓的“屈原否定论”。虽然各家所述颇有出入,但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即关于屈原的生平状况,迄今只能追溯到西汉司马迁所撰写的 《史记·屈原列传》,在先秦文献中并没有留存相关记载。史料的欠缺引发认识的分歧,表明这些异议并非毫无意义,它促使学者们仔细爬梳先秦两汉典籍中的蛛丝马迹,对屈原的家世背景和生平遭遇做了更为翔实缜密的考订。而数十年来大量战国、秦汉时期楚简帛书的出土,既可以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又能够钩稽填补沉湮已久的细节。大量研究最终证明,司马迁的叙述渊源有自,《史记》依然是了解屈原生平时最可信赖的资料。

  根据《史记》的记载,屈原是和楚王同姓的贵族,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擅长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因而深得楚王信赖,担任过三闾大夫、左徒等官职。但因力主变革,志洁行廉,由此遭受谗谮,逐渐被楚王疏远。而他依然竭忠尽智,直言进谏,以致屡遭迁谪放逐。尽管不公正的待遇使他几度犹豫彷徨,可在内心深处始终对楚国满怀缱绻,希冀着有朝一日楚王能够幡然醒悟,可惜事实并未如其所愿。在楚国的郢都被秦国攻陷之后,流离失所的屈原最终愤而自沉。

  基于自身郁积已久的愤切,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共鸣,司马迁对屈原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和悲慨。然而与此同时,他也质问道:“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对其采取极端的方式来结束生命表示难以理解。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出现过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游士阶层,楚才晋用早就蔚然成风。由于困顿失意而远走他乡,不但屡见不鲜,而且无可厚非。孔子就率领众多弟子,在十余年间周游列国。相形之下,屈原的最终选择确实让人在痛惜叹惋之余颇觉费解。南宋时朱熹在《楚辞集注》中拈出“爱国之诚心”,尝试以此阐发屈原思想观念的根柢所在,这也成为后世学者在研读屈原作品时的重要切入点。而在近代以来动荡的时代背景之下,作为爱国诗人的屈原形象更是逐渐稳固定型。

  将爱国精神作为屈原的思想渊源固然毋庸置疑,可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多元的、丰富的诠释空间呢? 从屈原流传至今的作品中,显然还可以寻绎出更多值得珍视的意蕴。生活在“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 的时代,屈原也深切地领受到诸子勃兴、思想开放的濡染沾溉,体现出士阶层所特有的精神风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给予充分的体认和尊重。在充溢着不平之气的 《离骚》 中,他就反复感叹“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贯注着以道自任、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而当无端遭受命运的恣意播弄时,“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依然坚守独立不迁的人格,绝不随波逐流,曲己从人。可见他最终投水自沉,绝不仅是由于楚国覆亡所导致的失落痛苦,更是以身殉道的自主抉择。从中透露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具备了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和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楚辞》一书,是在汉代编定成集的,除了屈原的作品 (个别尚存争议)之外,还包括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等先秦两汉作家的创作。不过要追溯其源流,楚辞体的出现乃至成熟,毫无疑问要归功于屈原一人。正是他创造出这一崭新的文学体裁,并吸引了大批效仿模拟者,才得以与《诗经》前后辉映,构成后世文学的两大源头。与作为北方文化代表的《诗经》相较,屈原的创作篇幅庞大,结构复杂,句式参差,词采绚烂,情感奔放,想象奇幻,呈现了迥然不同的异彩。最引人瞩目的,则是其中洋溢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例如《九歌》逐一描绘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神祇,就和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 的习俗密切相关;《天问》中穿插着各类楚地的山川灵异、历史文化和神话传说等,藉此形成穷幽极渺、瑰奇多变的风格;至于楚地独有的方言俗语和风土名物,在他的作品中更是俯拾皆是,难以缕述。

  尽管楚辞体的特点在于“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东观余论》),但屈原对北方文化并不陌生,在遣词造语、思想内容等方面,都不难发现吸取借鉴时所留下的痕迹。尤其是在创作技巧上,他将肇始于《诗经》的比兴手法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东汉王逸在 《楚辞章句》中就已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强调屈原笔下的诸多意象无不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以《离骚》为例,不仅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描写,还出现过多次“求女”的经历,想象自己欲与宓妃、有娀之佚女、有虞之二姚等女性互通款曲,最后却未能如愿以偿。关于“美人”、“求女”所蕴涵的深意,历代学者尚存分歧,或认为象征君臣遇合,或主张意在访求贤良,但都明确无误地指出这些内容并非实写,而是别有寄托。

  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也常见类似的手法,如《思美人》一篇看似抒写男女缠绵悱恻之情,但早有学者揭其主旨在于“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达,然反观初志,不可变易,益自修饬,死而后已也”(王逸《楚辞章句》)。还有不少学者指出此篇乃是“《离骚》节文”(林云铭《楚辞灯》),“与《骚经》语意相近”(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阐明两者间的内在渊源。在屈原之后,历代诗人墨客也相沿成习,往往借用男女情事来隐喻君臣关系,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传统。如果不了解这种特殊的创作现象,以轻率随意的态度去强作解人,甚至为了哗众取宠,不惜歪曲史实,凭空捏造,不但厚诬古人,也势必贻误来者。(杨焄)

[责任编辑: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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